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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系统性失败的论文
根据中青在线王嘉兴的一篇报道《青年长江学者与她“404”的论文》，梁莹早在苏州大学念硕士期间，就抄袭缩写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《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——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》，然后连题目都没有改，就发表在2002年的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第3期上，这篇文章在维普期刊网上已经不可见(404)了。
但这是一篇“系统性失败”的论文。首先，这篇论文还有一位苏州大学的合作者，叫刘伟红，但这位位列第二的合作者对这篇“几乎全文抄袭连标题都懒得改动”的文章，没有提出任何异议，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名字列在上面。这一例子在学界就算不能制霸“不以为耻、反以为荣”榜单，进前十总是没问题的。
其次，当年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的编辑们居然就让这么一篇抄袭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了。期刊声誉与未来兴衰紧密关联，不容小觑。尽心尽力的编辑往往把经手的每一篇文章都视同己出。但很显然，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的编辑们并不以此为意。相反，他们勇于展示自己的不专业，不认真，不负责。
最后，梁莹从苏州大学拿到硕士，转到南京大学念博士。苏州大学把住了自己毕业生的质量关吗?当然也没有。文章抄袭，不管从哪个角度说，即便不开除的话，硕士是肯定不能给了啊。现在搞得硕士学位跟白菜快要烂了似的。
从合作者，期刊编辑，到苏州大学的老师，但凡有一人注意到梁莹早期的学术不端的问题，及早介入，劝其悬崖勒马，或许结局就大为不同了。这一篇抄袭论文，只不过是层层考核体系失败的一个例子而已。
2.层层考核为什么失败
第一个问题：博士导师何以未能识别劣质博士?
但梁莹事件体现出的系统性失败比上面指出的要严重得多。首先，先作为梁莹的博士培养单位而后作为其用人单位的南京大学，在考核上是双重失败了。周其仁以前写过一篇《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》，解释过何以考核学生有没有学到知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比如说一个博士写一篇题目很大的博士论文，例如“农村市场化”之类的，到底从什么角度我们能拍着胸脯说这个博士是货真价实呢?是博士论文部分章节发表了?还是论文评上什么奖了?
我们说博士质量考核，或者更广义的学生质量考核，都面临知识产品考核的困难。也正因为困难，所以才有层层考核，希望用一整套体系来保证考核是有效的。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考核到底由谁承担成本，会极大影响考核的有效性。
梁莹博士毕业的时候，博士导师黄健荣肯定要承担考核的成本，或许还包括一些同学的口碑评价，接下来是学校，教育主管机构，以及用人单位，这是一连串的考核。与本科阶段教师通常难以因材施教不同，博士阶段导师常理上会与博士生有更长时间的接触，因而也更有机会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梁莹要么“路遥知马力”，要么“日久露马脚”。
博士导师考核当然也可能出错，例如说三年里面授机宜的次数屈指可数，那么完全就可能看走眼。但还有博士论文这个产品的质量可以看。当然，导师也可能十分繁忙，忙到没有空通读全文，那自然就不能有效考核。
那么黄健荣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呢?如果你这么揣测黄老师，黄老师将会用和梁莹合作的论文啪啪打你的脸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04年，两人就合作在《社会科学》杂志发表了《构建问责制政府：我国政府创新必由之路》，在《南京社会科学》杂志发表了《论问责新政：多维理论之考察》，在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发表了《建构我国的问责制政府: 理论基石及路径选择》，以及在《学海》杂志发表了《论我国第三部门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构建》等文章。
这么说，黄健荣应该是知道梁莹的“能力”的，而且行为上也并不反对这种制造论文的模式。当然了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以南京大学之大，出几个不负责的博士导师，也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只是这黄老师大概是进一步把梁莹往坑里带了一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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